近期，北京晚报与共青团中央媒体账号在网上发表关于“抵制极端女权”的评论，引发舆论一片哗然，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女权主义派别的大讨论。女权是不是对男性的吹毛求疵？“极端女权”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国传智库邀请到《女性的法律生活：构建一种女性主义法学》一书的译者、法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女性主义者熊湘怡，带来本期“女性主义观察”。她说，Feminism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不管它被翻译成“女性主义”还是“女权主义”，它的诉求都是对男权社会予以批判，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男女平等，“如果社会大众觉得被这样的平等诉求所冒犯，那只能说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地位和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女性解放道阻且长。”
对于近期由官媒引发的女权讨论，熊湘怡认为，官媒的评论之所以会遭遇大众的反感，主要是因为它忽略了女性在公共议题上正常的发声需求。“我们希望在抗疫、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共和国建设这样重大的宏观议题里面一定要看到女性作为劳动者、作为贡献者的角色，一定要出现“她”的形象，这是社会构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有意地在这样的宏大主题里面去忽略女性，那就说明我们也很难在一些重大的社会议题上持续去关注到女性的发声和女性的权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它并不是女性要故意挑起争论的简单的网络风波，它恰好是女性主义对于当下性别不公的一个很直接的抨击。”
评论区部分网友声音
图丨微博
“这是女性在漫漫历史星河里被忽略、被埋没的现实缩影。”谈及引发争论的这次照片事件，熊湘怡认为，新闻媒体作为社会中承担文化建构责任的重要机构，对于建构公众认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新闻媒体在宏大议题上都无法如实地展现女性的贡献，又如何奢望能够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关注到女性的权益？
“在女权主义的学理性分类中，并不存在‘极端女权主义’和‘田园女权主义’这样的说法。今天讨论的照片事件，我们可以将相关言论归类为激进主义女权，但此处的激进依然不代表极端，而只是在学理上与自由主义女性派加以区分。网络上常常提到的所谓‘极端女权’或‘田园女权’并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
熊湘怡打了一个比方：“‘我负责貌美如花，你负责赚钱养家’这样的思维就是典型的非女权主义。区别女权主义和非女权主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标准是：有没有把女性当成一个完全和男性同等的主体去看待，而不是把她当成一个客体。”显然，在‘貌美如花’的定位下，女性仍然作为一个客体存在于两性关系中，而不是一个具有自主发展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这种声称让女性承担更少责任而获取更多收益的做法事实上都是对女权主义的污名化，也是受制于这些污名化的论调，女权主义的讨论环境才被不断地收缩和误解。
“女权主义”在中国作为一个公共词语不过十几年的时间，经过不断涌现的公共讨论，“女权主义”已经成为女性对于个体权益、身份、自我发展看法的标签化提炼，女性群体使用这个通用的标签来表达自己、争取权益，然而，“极端”和“田园”的出现却让这个标签本身背上了贬义意涵。
“极端和田园使得女性主义被污名化，从而使千差万别、包罗万象的女性自救、女性互助行为，以及女性自发的社会运动被贴上简单的消极的意识形态标签。而基于此产生的不断审查甄别的派别之争更是不利于女权主义真正的发展。”
正如朱迪斯·贝尔在《女性的法律生活》中所写，社会环境中存在许多对女权主义泼脏水、使女权主义产生倒退的行为。泼脏水的行为越多，大众关注的焦点就越会发生偏移，那些对派别之间细微差别的讨论就会占用大量的公共资源，反而忽视了真正对于女性群体权益的支持和对于男性特权的感知力。
朱迪斯·贝尔在《女性的法律生活》中提到“性别差异论”和“男性宰制论”这两种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差异论将性别不平等归因于男性和女性之间与生俱来的性别差异，而宰制论则认为真正不平等的根源来自于整个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对于女性弱势的构建以及对于男性强势的烘托和支持。当提及这两个观点时，Adele用“社会建构论”加以解释，她认为以宰制论为基础的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最坚实的理论基础，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是被社会制度及文化所构建的而非天生的。
熊湘怡以一个普遍的社会共识为例，“传统观念认为女性的力量不如男性，所以不适宜从事某些劳动，这种社会共识表面上是对于女性的保护，实际上却是一种对于女性权利、权能的剥削。”她认为，男性和女性之间确实存在着生理上的差异，尤其是在性和生育功能方面，但是生理上的差异绝不是构成社会差异的基础和来源，更不是造成几千年来文化和历史中女性所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根源。她谈到“以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人跟人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哪怕我们表面上共享着差不多的五官，但是内在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和价值体系却完全不同，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要远远小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
朱迪斯·贝尔也在书中写到：性别差异理论一再强调性别的差异，反而固化了女性被强加的这种劣势地位。对于劣势地位的固化让本就属于弱势群体的女性愈加陷入不自信的泥沼，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看似声势浩大实则自相残杀的群体内部竞争。也就是近年来不断被提及的“雌竞”现象。
古装影视剧中关于“雌竞”现象的描绘
图丨网络
熊湘怡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经常讲男性都是同性恋者，因为男性对于男性群体的认同是非常本能的。你会发现，当一个事件发生关涉性别的争议时，男性会自然而然地站在自己同性立场去支持他。而相比之下，女性内部却缺乏这种群体认知，或者说缺乏这种群体自信。女性会更严格地审查自己、审查同性，甚至出现女性比男性更加厌女的情况。”
事实上，女性群体作为在社会建构中较为弱势的一方，更应在群体内部保持统一的认知，将社会批评的矛头对准施加剥削和压迫的一方。“我的意思是，女性需要着眼整张桌子，去跟男性平等地获得你想要的食物，而不是从非常有限的女性的盘子里去抢非常有限的资源。”
尽管女性主义运动开始于18世纪，但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女性主义的发展似乎还处在启蒙阶段，还有很多关于女性权益的严肃讨论没有发声的渠道。在2021年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中，在“经济参与与工作机会“这项指标中，中国排名世界第6；而在“健康及生存“指标中，中国却排名垫底。
2021年全球性别差距指数（部分）
图丨World Economic Forum
受教育程度在根本上改变了知识时代分配资源的方式，打破了过去依靠体力分配的生存模式，使得男性跟女性之间的差异变得非常小，女性有更多机会去获得跟男性一样的发展资源，享有跟男性越来越接近的工作权利跟工作机会。而另一方面，中国底层女性所面临的生存状况却不容乐观，不仅需要面对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状，甚至有可能陷入被作为物品交易的困境。因此，“关于女性的困境，不仅仅有大龄单身、丧偶式育儿、职场天花板等城市故事，还有被侮辱、被伤害、被买卖的乡村底层故事，这些我们都要看到。”
尽管中国当前女性主义发展尚处启蒙阶段，但Adele对于未来发展的态度是积极和乐观的，她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极大地利好了女性的发展，使得男女社会资源和家庭资源的配置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至少在中国，未来十到二十年将会是一个利好全体女性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熊湘怡认为政府应该把握机会，推动保障女性权益的相关政策出台。“女性是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但过去受制于一些观念或意识形态上的限制，使得这一部分劳动力被迫闲置、长期囿于家庭环境而非社会生产。而在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的社会趋势下，应该推动更有利于女性权益和女性发展的一些措施出台，积极让女性参与到社会生产当中。”
除了政府的努力外，个人同样是推动女性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熊湘怡谈到，“每个女性主义者以及女性启蒙思想具备者都应当在适当的场合为女性发声。文化建构是社会建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体现在人们的脑袋里、传统的出版物里以及社交媒体广泛的讨论里，我们要占据那些文化能够出现和发声的渠道，并且积极表达观点，以影响更多的人，包括身边的男性，从文化媒介的各个角度让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讨论氛围，从社会建制的各个角度不断做出努力。”
《女性的法律生活》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不管对于男性和女性，还是个人与社会，女权主义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次零和博弈，而是一场双赢。
当女性可以享受到权利解放的成果时，男性也能从权利的不平等建构中解脱出来；当个体能够获得平等的权利时，社会也能从人口红利消失的困境中重获新生。
本期结束｜END
参考文献：
《女性的法律生活》《第二性》《全球性别差距指数》
《李银河：很多女人都想当男人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