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 读 提 示
金融领域的危机频频降临，让很多人认为金融就是食利阶层的骗局，是对财富和权力的摧毁。在《千年金融史》中，金融史学家威廉.戈兹曼试图为金融正名：是金融使得文明的进步成为可能，是金融促进了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化向帝国的转变，决定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并引领欧洲走向世界。
在写到中国的部分（《中国的金融遗产》），戈兹曼梳理了中国从商周到近现代的金融流变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以货币发展为主线，以大一统为目标，以国家主义为支撑的金融体系，可以说，与大一统格局、官僚体系共生共存是中国金融的最大特点。
诚然，中国的金融遗产何其丰富，但戈兹曼也在书里发出了关键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近代工业革命没有出现在中国？为什么第一家跨国公司没有出现在中国？
他的解释是：中西方在金融发展上的差距早于技术进步上的差距而出现。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的金融资源一直致力于为国家和官办资本所服务，以国营取代私营，把大部分利润都征收进入中央政府。这样固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体制，却极大削弱了私营工商资本的力量，“尽管私人企业和资本主义直到1949年前都在中国存在，但也离不开政府的干预和监督。由国家出资并管理才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常态。”
国传君认为:
在自豪于中国丰富金融资源的同时,
戈兹曼对于国家主义金融的洞见,
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文章内容节选自《千年金融史》不同章节
为保证阅读流畅，编辑有删改
正文
不同文明场景下的金融发展并不必然遵循同样的发展路径。中国的经验表明，时间和价值的基本问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到解决。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泱泱大国，拥有广袤的领土、复杂的城市系统和活跃的贸易经济，在数学理论和应用领域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发展出的金融技术解决了与古代地中海、中东地区相同的问题，包括应对经济萎缩以及根据时间和空间进行经济规划，也创造了债务工具和计算利息的数学方法；中国人发明了金属硬币、纸币、汇票、可转让权证、成熟的会计和管理系统以及证券化贷款；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不少富商、金融机构、私营企业、商会组织等。
但是中国金融与西方金融的发展历史极为不同：
1.货币发展
货币是中国金融发展的一条主线。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金融技术的发展导致了时间、发展、利率水平这些抽象概念的产生，而中国早期货币的出现同样也演变为一种成熟而抽象的技术，涉及经济生活的方方面，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和价值观。中国对金融发展的最主要贡献就是纸币的发明——中国社会2000年来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对不同支付系统进行不断试验的基础上才最终形成这一伟大的金融成果。
货币最早的表现形式是贝壳，它的基本寓意被嵌入许多中国汉字之中。古货币后来演变成不同形式一一铲形或刀形，这些形式的货币可以由金属制造，而不必在海边采集井转运至内陆。
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就产生了一本非常伟大的经济学著作——《管子》。现在对于《管子》是由管仲一个人撰写的还是一个学派的作品还有很多争议，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书将对经济中货币作用的理解上升到了抽象的层次，阐释了相对完整且复杂的货币理论。
比如，《管子》认为货币不是经济政策的目标而仅是一个媒介，文中为了解释这个抽象的概念选择了一个生动有趣的比喻：“刀币者，沟渎也”，也就是说钱币就像将水引向田地的沟渠，或者像引导血液的血管，《管子》认为货币就像沟渠一样引导着经济活动。这也就暗示了，控制了沟渠的统治者就控制了国家的全部财产。这一精辟的言论非常重要，欧洲的管学家花了2000年的时间才完全理解了这一点。
又如《管子》中所说：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重”意为昂贵，“轻”意为便宜。学者使用流水的比喻来解释市场根据价格变动自发进行调整。
管子还认为：“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换句话说，有市场，就有贸易。自由贸易带来了更低的价格和利益的跨区域分享，世界贸易组织的高层人员对这一观点推崇备至。
《管子》确定了货币作为供给和需求之间平衡的基本媒介所发挥的作用，书中提出货币作为一种工具，可以实现国家的目标。《管子》甚至影响了统治者，让他们开始实施货币主义色彩的政策。更微妙的是，《管子》强调逐利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市场的无形之手的功能，因为逐利的动机而实现。《管子》中大多数的“微妙”设计，都利用了这种利己的人性。
2.中国建立了大一统国家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在之后的2000年里中国也经历了诸多起起落落，某些时期，中国曾被分割成几个小国，也曾受到亚洲其他邻国的侵略，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还是如何建立一个完善的政治体系以统治这样一个国土辽阔、孕育不同文化的国家。从诸如要怎样解决从边远地区收税这样简单的问题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需要国家拥有足够强大的统治和协调能力，而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这些问题并不需要考虑。中国需要统治的领土范围远超埃及等古文明国家，可以说，从各地收取税费到中央，或从中央发放资金到地方是一个主要的经济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如何管理、激励和控制这样一个偌大的官僚机构使得国家得以稳定发展，这就需要识别和处理人性的阴暗面:腐败。
中国的规模和范围催生了早期基于经济激励和监管的管理思想，其中，一方面是逐利动机，另一方面是利用监管、年度决算和报告等手段抑制腐败行为。中国早期数学文献研究了许多有关如何对劳动生产进行衡量和记账，以及计算生产过程中的损耗等问题。在每位官员都必须对上级负责的官僚体系中，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也许以目前的标准来看，这种决算体系并不先进，但这种官员问责制却意义深远。
当然，国家的规模并不是中国面临的唯一问题，由于国家包含了多种多样的区域经济，不同地区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可能并不平衡即使在今天，欧盟面临的宏观经济挑战之一仍然是如何管理不同地区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如果中国没有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就可能对目前的局势带来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从早期开始，经济平衡问题就在刺激中国人进行创造性思维、深入了解经济准则以及认识货币和金融的重要作用，因此理解并且利用了一张纸可以有效地作为价值符号并拥有不记名证券功能地概念，发明了纸币，并且创造了高度发达的信息管理系统。
货币对于东西方文明来说都很重要，对中国来说则更加意义重大，事实上，在公元前221年，中国的大一统就是以一种新的货币体系的建立为标志的。建立统一帝国的伟大战略成功后，必定会出现如同20世纪90年代欧元诞生后欧元区人民所享受的贸易效率。但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供给由中央把持，单一货币体系同样也会造成区域性的经济问题。四川出现纸币就是为了阻止铜币流入边疆地区而开始使用铁币。
纸币从飞钱和可转让票据的长期发展中演化而来，这是一个合理的重大突破。一旦出现，法定纸币就成为政府的有力工具。不过，它还要依赖强有力的统治者才能存在，没有完善的法令，法定纸币不可能得到认可。因此，货币的价值和国家的兴亡息息相关——欧洲在很久之后才明白这个道理。
3.一切服务国家的金融理念
在古代中国，金融创新和金融工具都是被当时的政府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非保护百姓的利益。透过现代资本主义的视角，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朝代可以说是掠夺型政府的典型代表。然而，从中国历史的情况来看，国家征收与国家供给是一致的，即集体主义国家往往比较强大而复杂。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维系时间最久的文明古国，与其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密不可分。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这一官僚体系通过从私营企业家手中搜取利益，并且利用国家的垄断特权排挤私营企业而得以存续。即便国家试图资助私营商业的发展，政府官员也不会置身事外。官僚体系同样也是企业风险的大源头，企业能否成功与之密切相关。
例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便是一场典型的征收式变法。像他的前辈一样，王安石也认为政府控制价格体系是让国家受益的一种手段。在王安石的改革中，茶马司演变为重要的权力部门。茶马司利用吐蕃边境对茶的强劲需求，为购买马匹获得资金，进而将马匹用于抗击北方少数民族军队的入侵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强大的商人受益于国家授予的茶马贸易特许经营权，但是在王安石的管理下，国家收目了经营权，然后创造了一种可以让政府获利的商业模式。难怪王安石变法有时会被理解为一种早期的社会主义。
王安石还设立机构以低利率（20%）发放贷款给农民，让政府与私人金融部门直接竞争。国家的需求、特别是战争前线的需求，使私人商业失去了存在空间。在此期间，中国与西夏战争频繁。
无论国家的财政状况如何，士兵都必须吃饭住宿，必须购买马匹和运输工具。王安石对私营企业的打压并没有否定对利润的追求，而是用国营取代私营，保留企业但引导利润流向中央政府一“利出于一孔”。归于政府的利润被用作贸易流通的均衡器和调节器。只要它是通过上述标准控制、调节和确认的，这个企业就是好的。在此期间，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茶、盐和酒的国家垄断经营。
王安石可能不是第一个引入金融工程来为中央集权服务的人，但很少有政治家能够像他这样很好地使用中国历史和先辈们的理论一援引《管子》和解释《周礼》而获得合法性。虽然王安石在1074年最终被革职，最终在1076年辞职。在后来的10年间，他的一些有远见的计划被取消了。然而，正是他的变法运动使国家经济征收的基本主题成为中国政府统治的新词汇中的一部分。